自1990年被提出以来，软实力（soft power）被广泛应用于国际传播领域，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国内外关于软实力的研究脉络，其概 念关系和历史发展呈现出以下逻辑（见图1），其中， 最为经典的两大学术论点为：第一种是约瑟夫 · 奈强调软实力与硬实力两者密不可分，且对于国家而言缺一不可，甚至一种权力使用不当也可能削弱另一种权力；第二种是通过“权力资源”的软硬来判断一种权力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使得权力本身变得具体可测量。因此，约瑟夫 · 奈的底层逻辑是构建了从硬性的胁迫、诱导到议程设置，最后到软性吸引的行为谱系 （behavior spectrum）。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家评估机构通过统计指标、 问卷调查等多种量化途径，连续多年面向全球发布基于软实力评估模型与调查结果的研究报告，对国家外交、贸易往来、国际事务参与等多领域的建设发展以及学术研究产生深刻影响。从信息博弈论的视角来 看，美国学界通过软实力理论体系的知识创造、传播与再生产，介入了软实力评价体系的定义、阐释与动员；而美国政府部门则通过“新闻自由”“人权”“民主”等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和与体制机制的融合，介入了软实力评价体系的指标选择与数据选取；美国软实力评估机构基于“主客观数据”，完成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软实力话语体系的巩固与再生产。学界、政府部门与软实力评估机构在信息传播的博弈过程中，只能选择维护既有的西方文化霸权才能获得正向的收益。在这一情况下，这场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变为完全信息博弈，而这场信息博弈中三方实际采取的策略已达到了软实力收益的最大化，即获得了这场信息博弈的纳什均衡。

然而，大量学者指出软实力存在定义模糊、过于描述性、难以量化、有政治偏向等缺陷，基于缺乏代表性权威及中立性价值导向的评价体系现状，有必要从技术层面打造一个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软实力评价体系，从战略层面回应数字时代新的三大战役——“舆论战”“认知战”和“数据战”。新形势下，锚定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的立场、提高国际话语权具有紧迫性，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纵观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图景，洞悉世界主要国家软实力战 略类别后重构世界软实力评价体系的先进性“中国方 案”是总的关键性问题。

二、软实力评估体系现状

评估现有体系，可把握优劣势，理解现有指标体 系的科学化、正当化和合理化，可进一步提供重构和调试方向。现有的软实力评估路径分为两大类：一类重价值判断轻技术测量，另一类反之。前者代表性质化研究里，除了奈曾提出的焦点小组访谈外，韩国学者李根（Geun Lee）对软实力提出了一套新的软实力分析框架，其与奈的对比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李根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观念或符号资源构建自己和他人的偏好和形象，从而塑造他人行为的力量”。他认为科学的软实力评价体系，是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部分。

从国内研究来看，从国际关系层面和文化层面展开对软实力评估与测量是两大重要方向，具体上分别以阎学通团队和熊正德团队为代表。

阎学通团队在国内率先进行软实力统计指标量化研究。其将软实力定义为“一国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的总和”，并将软实力细分为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下设六个指标：国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引力、战略友好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权、对社会上层的动员力、对社会下层的动员力，通过定量比较的量化方法测量比较中美两国软实力。除此之外，阎学通团队引入了中美国际关系等软实力战略内容，打破了国内软实力研究聚焦于文化软实力、缺乏国际视野和学科多样性等桎梏。但其缺点在于：1.指标构成要素的简洁性和综合性之间的平衡 还有缺陷；2.部分指标的代表性强度不够。

熊正德团队基于文化价值吸引力、文化知识生产 力、文化体制引导力以及文化产业竞争力四个类别建构了文化软实力的四力模型。熊正德团队的研究过程包括：对四力逐项所包含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基于四力的评分值得出我国文化软实力评价函数；通过各省域文化软实力评分值对我国文化软实力进行国内综合比较，并建构了具有4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的软实力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是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然而，对文化维度的侧重直接导致了对国际政治等领域的忽视；同时，该评价体系在国际层面普适性不足；此外，该评价体系缺乏 对文化软实力受众维度的测量。基于此，贾海涛提出文化软实力本质是“文化力”与“软实力”的叠加， 主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测量公式需把政治制度的效率与国内外认同程度、外交艺术、价值观的影响程度、 国际形象与国际威望、对外宣传能力与效果等指标纳 入考量。

从国外研究来看，“软实力30强”在世界多国的 软实力测量研究中极具代表性和参考性，共包含76个指标，经分析，指标之间交叉重复、引用科学性与合理性存疑，指标所属范畴不合理等问题尤为突出，累 计有44个指标存在此类问题，占比57.89% ：文化指标方面，国外游客人数及国外游客人均消费额两大指标存在交叉重复，且未考虑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 音乐市场规模与海外十大音乐专辑排名数量两大指标存在交叉重复；数字化指标方面，国家元首在脸书 （Facebook）的海外关注量、照片墙（Instagram）的粉丝数量以及外交部脸书海外关注总数、海外参与度指标存在交叉重复，且脸书和照片墙的代表性存疑， 并且很多国家元首并不使用社交媒体；教育方面，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科学、数学和阅读的平均值原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存疑；外交方面，海外发展援助总额、海外发展援助以及驻外使馆数量、 国内外国使馆数量、国外一般领事馆人数存在交叉重复，且有部分指标属于硬实力范畴，环境条约的签署数量指标的必要性和解释力存疑；企业和政府方面大部分引用现有指数排名，存在交叉重复，且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导向性；好感度方面，问卷调查选取的指标代表性存疑，对某国美食、科技产品、 奢侈品的好感度与对该国整体的好感度是否存在正相关，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此外，上述分析主要基于该指标体系的已有指标，并未对其理论上应该包含但实际缺失的指标进行评估。综合来看，从统计指标研究路径到问卷调查研究路径，再到商业维度的市场调查，以及学界对于软实力基础研究，美国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这凸显了本土软实力研究的重要性。

不难发现，“软实力30强”的衡量事实上是嵌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其政治偏见表现在指标选择以及数据选择和处理上。首先，其机构来源的地理位置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西向的地理位置选取使得西方世界价值观和国际领先地位更容易获得认可。此外，在指标选择上受西方霸权文化制约，主要以英美政治价值观、 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西方霸权主义地位。这表明了政治意图、文化限制以及价值偏见对于软实力衡量公正性所具有的影响。因此，软实力虽然使得无形的软实力概念可量化，其研究路径和体系是相对成熟的，具有学术价值，但其具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难以客观反映我国软实力情况。

三、数字时代软实力评价体系变革与重构

数字时代为软实力的评价和应用带来了新的转机，国家的软实力战略布局的多元主体与数字环境呈现出一致性与变异性、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的复杂动态关系。重构软实力评价体系的关键问题在于， 从历时和共时维度全面地复盘软实力战略布局，综合 考虑地方性、数字性与全球性的竞争、合作关系，使其在宏观上观照数字时代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在微观上促进客体角色转变，实现主体数字多样化，拓展数字内容与形式实现过程多样化，关注薄弱群体实现客体多样化，从而推动中国软实力传播获得实质性的 提升。基于此，本文将国家软实力在数字时代的战略类型细分为号召力、协作力、行动力和影响力四大层级，其内涵界定如下：

1.号召力：国内方面反映一个国家在国内能否得到民众足够的支持，民众是否愿意响应政府的号召；国外方面体现一个国家、组织或个人能否得到其他国家、 外国组织和世界人民的支持。

2.协作力：反映了一个软实力主体在进行某项工作时，能否将国内外有生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制定明确的行动计划，进行合理的权责分配。

3.行动力：反映一个国家、组织或个人在进行某项工作时，是否能够团结领导好组织协调起来的各方面支持力量，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具体工作落实完成。

4.影响力：反映一个国家、组织或个人通过号召、 协作和行动完成某项目工作之后，该工作对该国家产生的影响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和辐射范围，以及是否存在更深远的价值和意义等。

本文认为，重构数字时代国家软实力指标体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层面：重构评价体系，确定研究方法。 具体而言，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充分考虑国家间差异性因素；在研究范式选择上，结合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发挥学科交叉与融合的优势。在评估模型的构建上，探索并达到指标权重与评价方式的兼容。在研究方法上，通过采用跨学科方法论框架吸纳计算机科学技术和大数据方法来搜集数据，分析社交媒体平台上社交互动的分布与流动，并结合定性研究方法来探究其背后的动机触发因素、社会背景和传播流动、行为和互动所产生的社会涵义。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突破现有指标体系的国家限制，将充分考虑文明与文化传承、自然地理分布、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数量等要素确定评价对象国家。

在重构世界主要国家软文化评价指标体系（SPI）方面，本指标体系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客观数据指标，包括政府、组织、个人、文化、外交、教育等六个领域，占总体系比重的 60%。其中政府的二级指标应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意见领袖的数字参与数、数字基础设施基数、数字政府的覆盖率、数字战略政策数量、政府在线服务指数、国内智库总数、拥有国际组织投票权数量；在组织（企业）指标中，建议包括数字科技核心技术数、数字科技全球领军企业占比、全球性数字平台占比、企业和组织数字化覆盖比、全球专利数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指数排名、外国直接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个人指标领域包括网民数量、网民百人占比、 每百人手机数、移民（入）占总人口比重、移民（出） 占总人口比重、文盲率、犯罪率等。在文化领域的二级指标中，建议包含：数字文化产业规模与外向度、国外游客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主要电影节参展影 片数量、外国记者在国内的总人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数量、全球前百名博物馆排名数量、音乐全球榜单上榜率、奥运奖牌数、社交媒体的海外用户数、英语或多语网站数量、国家电视台的海外收视 人数。在外交领域中，二级指标可涵盖外交发言人社 媒参与量、海外发展援助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驻外使馆数量、国内外国使馆数量、常驻多边代表团数目、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外交文化使团数量、免签证国家数量。在教育领域中，建议包括海外留学生总人数、在线教育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全球顶尖 大学数量、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国际留学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第二部分是主观数据指标，针对影响力领域共10 个指标，其中建议包括：全球性数字平台影响力、媒体矩阵化影响力、本国对全球文化的贡献度、对某国历史文化了解情况、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企业数量、具有国际知名度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名人、处理全球事务的正义感、吸引外国人旅游就业和留学的程度、国际媒体对本国负面报道频率，占总体系比重的40%，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数据调研。

第二，增补层面 ：融入数字时代的文化软实力。 其一，数字时代，社交媒体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主要信息渠道，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塑造起到了复杂而不 可忽视的作用，从国内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到国外的推特、脸书、照片墙，都逐渐成为软实力传播的 载体。基于此，我们增加了“网络传播指数”并下设“移动社交平台传播指数”与“信息聚合平台传播指数”；其二，“文化软实力”在我国的广泛应用是一种试图与美国化“软实力”概念划清界限的姿态，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使命中，文化是体现中国特色最重要的“根”和“魂”。从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认同力增补国家软实力测度体系与提升路径，应是兼顾从客体到本土，平衡在地化和本土 化，且具有战略导向的总方案。

第三，调试层面：确定并验证具体指标、权重和算法。为减少争议，本指数选择的评价领域、评价指标在等权法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访谈法进行适当调整。对定性指标赋值的方法有多种，经过对比分析，通过调查问卷取得的主观指标，采用模糊统计法中隶属度赋值法进行量化，分为10个档次，每档指标的满意度值采用1-10等份评价赋值的办法计算，再根据其内容给 予相应的权数加权汇总。

本指标体系采用动态综合法，先计算每个指标的年环比发展速度（作为指标指数），再加权综合得出领域指数和总指数。我们确定以一年为计算期，以每项评价指标的上一年度平均水平为环比基数。在计算过程中，为了消除多属性评价指标之间的量纲差异性， 需要对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原始数据皆为正数，因此采用归一化方法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经归一化方法处理后的数据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原始数据之间的关系，保留指标之间的差异性。处理方法如下：

四、面向未来的国家软实力提升战略选择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有效提升国家软实力既是当下紧迫的任务，同时也是长远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一是软实力新发展观的需要。现有“西 方中心主义”的软实力评价标准已经不适应当前大变局，人类社会迫切需要建立新的软实力发展观，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软实力发展和评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开辟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二是软实力科学评价的需求。由于国际关系、国际传播等不同学科的概念、研究范式与研究路径都被部分或全部引入软实力分析框架，因此，在跨学科背景下将软实力的科学性测量视为独立范式成为软实力研究的关键，特别是探索软实力评估方法论成为必要甚至首要任务。此外，面向未来的国家软实力提升战略选择，我们应该注意：

1.软实力博弈，理论先行。当前软实力正在发生范式转变，数字技术重构，抖音、ChatGPT等基础设施平台崛起，带来了全球传播格局的重构，也让世界软实力格局发生全局性转变。因而，要强化软实力基础理论研究，以全球视野的软实力理论创新和构建作为长期的工作基础。改变过去轻理论、重应用的方式方法。

2.软硬融合新范式，打造“软实力关键基础设施”工程。“软实力关键基础设施”（简称软关基），即生成国家级竞争软实力的关键基础技术、国际传播体系、 组织制度资源以及传递数字经济实力的有机综合体。数字时代，硬实力越来越“软化”，苹果、脸书等经济载体成为“软实力关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软实力 也越来越“硬化”。这种融合趋势，需要我们改变思维模式，挑战软实力的打造和提升策略。经济载体尤其科技产业载体，将成为未来硬实力和软实力走向的交汇点。推动中国科技企业全球化、做大做强中国科技企业是未来破局的题中之义。

3.进一步推动东升西降。不断强化“全球南方”、 发展中国家、金砖五国和亚洲的力量和声音，构建自己稳固的基本阵营。亚洲网民占全球一半以上，全球未上网的近30亿人口中90%都处于亚非拉，因此，数字时代的动能和新增长点，是值得我们长期着力挖掘的重点。

4.学术共同体是中流砥柱。国家软实力的本质始终是文化和价值观。美西方针对中国政府和政府组织的防范和攻击首当其冲，关键企业也成为目标。而学术共同体本身就是有着立足全球利益的共同体。在大国博弈趋于激化的当下，如何发挥好学术共同体的使 命与作用成为直面冲击的优化路径。

5.强化自下而上的基础建设。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需要寻找最具有趋势性、前瞻性的突破点，单点突破，以点带面。比如当下具有绝对竞争力的移动电竞，或者是百花齐放、具备弱政治修辞的数字人等等，将自下而上作为我们重点发力的战略选择。

6.软实力评价体系可成为一个重点。需要在全球范围不断提升软实力评价体系影响力。它既体现我们理论研究的能力和基础，也是国际传播建立影响的重要方面，更是号召和凝聚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抓手。

打造软实力评价体系，一是可以突破由西方“带节奏”的软实力理论和评价框架；二是能够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议题设置能力，强化国家形象提升的主动性和开放性。为提升软实力评价体系的科学性、 公正性和完整性，应注重软实力战略、评价、反馈的一体化思维，使得软实力从政治概念转化为应用性概念，从描述性概念转化为规范性概念，从攻击性概念转为包容性概念，最终在身份构建、关系构建和行为构建三个层面提升软实力评估体系的话语权，推动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秩序。

本文发表于《对外传播》2024年第1期，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之江青年专项（项目编号：22ZJQN12YB）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囿于篇幅，舍去注释，完整版本请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