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是当下我们理解媒介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新理论维度，这一理论强调我们不仅要观察媒体对社会，尤其是对个人的影响，还要关注在与媒体相关的环境中发生的多向转变。换言之，我们既要关注媒体如何影响文化和社会，也要关注媒体（内容、技术、组织）如何应对社会和文化变革，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网络。正如Andreas Hepp所言，媒体化的识别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波浪式的过程，涉及媒体环境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一过程被描述为递归过程，即社会变革的规则被铭刻在数字数据和算法中，然后在管理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被重新应用。换句话说，反映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的数据是通过自动跟踪来收集和分析的，而重新应用这些数据的过程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媒体的形态和影响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媒体变得无所不在，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到我们的思考方式，都打上了媒体的烙印，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甚至我们的情感体验和人际交往，都受到媒体的影响。深度媒介化也强调了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媒体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它们通过信息传播、议程设置、符号生产等方式，参与了社会实践和文化的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不断地与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互动和对话，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富有活力的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包括了信息传播和媒体技术的进步，也包括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经济结构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具体而言，深度媒介化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观察：

其一，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媒体的普及程度和渗透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电视、电脑、平板等设备接触到各种媒体内容，从新闻报道、影视娱乐、社交媒体到广告营销等等。深度媒介化时代，人们对于媒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媒体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媒体的普及使得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各种信息，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另一方面，媒体的过度渗透也导致一些人对于媒体的过度依赖，甚至产生“信息焦虑”等问题，同时媒体对于社会舆论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

其二，媒体拥有制造话语和议程的能力在加强。深度媒介化使得媒体在社会议程的塑造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媒体通过选择报道的内容、角度和方式，引导公众关注某些问题，影响社会舆论和政策制定。福柯明确指出：“必须将话语看作一系列事件，看作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它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在福柯看来，话语是在特定环境中，由社会中占据一定社会文化地位的一个或一群特定的人（说或写的主体），就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问题，为特定的目的，采取特定的形式、手段和策略而向特定的对象，说或写出的话语。也就是说，话语就总是包含着形成、产生和扩散的历史过程，包含着相关的认知过程，包含着相关的社会关系，也包含着特定的思想形式，特别是包含着环绕着它的一系列社会力量及其相互争斗与勾结。

其三，媒体与社交关系的重构。深度媒介化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Andreas Hepp在《深度媒介化》一书中指出，构成社会的各种制度只存在于并通过个人的社会实践而存在，而个人只存在于他或她所牵涉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是由以不同方式相互定位和联系的个人而组成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相互依赖的网络”，或者，正如埃利亚斯所说，将其理解为“构型”（Figuration)。每个人都生活在其参与构成的不同形象的交汇处，通过个体参与而对自我进行主观叙述。构型类似于行动者网络，人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中，构型是由相关主体共同的实践取向构成并保持的，也就是在‘’交织的过程”中存在的。它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超越了宏观、中观、微观之间的区分。我们可以从构型的个体的实践开始，进而分析这些个体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链”。

其四，媒体对个体身份和认同的影响。Andreas Hepp指出，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对自我的再定义要通过他者监视或自我监视，实现从他者导向到自我多元化，也就是说要从整体和个人的双重来观察自我认同问题，这是米德观点的自然延伸。不同的是，数字化了的深度媒体化社会越来越深入的新型的监控实践，算法监控。我们每一个人的数字生活，都会留下数字痕迹，而算法分析技术就可能通过这种算法监控来实现新的监督方式。深度媒介化对个体的身份和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媒体通过塑造形象、宣传价值观和推广文化符号，影响着个体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其五，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传统媒体主要由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媒体组成，而新媒体时代出现了互联网、社交媒体、微博、微信、抖音、ChatGPT等多种新媒体平台和智能生成方式，这使得权力的传播不再受限于少数传统媒体的掌控；同时，网络的泛在连接和分布式的网络结构，让信息和观点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同时，用户参与度得到空前的提高，用户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可以积极参与讨论和互动的主体。用户可以通过评论、分享、点赞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使得权力无法完全掌控舆论，同时也给了媒体更多的反馈和监督的渠道。这意味着权力无法像以前那样完全掌控信息的流动，因为深度媒介化改变了媒体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福柯强调“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传统媒体尤其是平台型媒体不仅是权力的监督者，同时也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政府和组织通过媒体来传达信息、塑造形象和发布指令。而平台的权力也得到充分的显现，如通过算法推荐机制选择传播信息内容，通过各种圈层结构强化特定内容对特定对象的影响力等等。而且新媒体时代的把关人模式的变化，使得偏见、谣言甚至是恶意的算法操纵很难以控制。

所有这些，都给深度媒体化时代的新闻传播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又有一些新的规定性要求，如何做好新闻传播工作？我认为在以下几方面还需要加强：

其一，提供真实客观全面的信息。在福柯看来，话语、知识和权力三位一体：话语是载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没有话语的生产就没有权力的实施。而话语构成过程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它决定着语言、观念如何相互交换等话语活动，潜在的规范要求话语如何去实践。或者说，它决定着一个时代的话语模式，包括人的认知、理解和接受方式。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新闻传播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确保人民能够了解事实真相。要坚持事实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报道事件，避免过度渲染和偏颇。

其二，促进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Andreas Hepp认为，深度媒介化的美好生活最基础的是要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具体包括：经济需求、民族需求、政治需求、认可需求、信仰需求、社会需求和休闲需求。这对于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和加强个人自主权问题提出了新挑战和新机会。话语作为一种实践，用以建立秩序及言说之物的界限。话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言谈或是实现个人目的的策略，而是一种规则。福柯认为，人类的思想是依据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序排列以及具有语言或文化特性的符号来运动的。新闻传播工作应该关注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避免过度报道社会矛盾和冲突，注重宣传正能量和社会进步的事例，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片面呈现、美化甚至是制造一种虚假的繁荣，新闻的本质是揭露真相，这是社会正义的一部分。

其三，加强舆论引导更要强化舆论监督。福柯强调话语对人的制约，只有遵循话语系统自身的规律，人们在生活中的表达和沟通才能有效，否则，就是痴人说梦。新闻舆论工作不仅要及时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决策，还要加强舆论引导，引导公众正确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决策。同时，还要加强舆论监督，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近几年，讲引导多了，讲批评监督少了，其后果是一些严重的社会腐败沒有得到有效的揭露，媒体呈现了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观，这对公众甚至是对社会系统控制者而言都是不利的。公众的监督权利得不到尊重、事实真相得不到呈现，管理者也掌握不到全面的事实，这让所有人都面临着盲情的风险，而盲情是一种危机的社会环境。

其四，创新传播方式和手段。随着科技的发展，新闻舆论工作需要积极创新传播方式和手段，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新媒体工具，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和质量，增强公众的参与性和互动性。Andreas Hepp提醒说，随着深度媒介化，公众辩论的媒体集合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线平台的出现，像Facebook和Twitter一样，成为消费新闻的新接入点。社交机器人的出现，不断变化的媒体集合使新的交流动态成为可能。新闻生产，新闻不仅仅是在处理一场简单的危机，而是在其行动者、实践和相关框架方面对新闻生产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工作机器人的实现是新闻实践的一部分，在这个实践中，从互联网上获取的内容被自动提供和处理。家庭，媒介在家庭生活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方面，除了家庭关系的变化外，数字媒体及其基础设施支持了联系家庭生活的新形式。

其五，重视公众参与和反馈。深度媒介化背景下存在五种社区类型，即极简主义、地方主义、中心主义、多地方主义、多元主义，不同媒介化社区贯穿于不同的媒介世代中，技术再造了媒介环境，但社区的整体取向却是相对稳定的。美好生活不仅仅是满足个人需求获取自由，还要在个人的构型中，为与个人需求相关的有意义的生活行为开辟空间，实现个人自主权。媒介作为一种社会粘合中介组织，应该注重公众的参与和反馈。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了解公众的需求和关切，及时回应公众的疑问和批评。同时，通过开展民意调查、听取公众意见等方式，促进公众参与决策和管理，增强民主与法治建设。

总之，在深度媒介化时代，想做好传播工作，就必须重新思考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网络——如何影响社会构型，关注不同媒介技术开辟出的新的社会行动方式和组织起的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因为 数字媒介正在以新的传播关系深刻地重构以往各种社会关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传播生态和其运行的逻辑：新媒体技术平台正成为传媒业的关键行动者，不仅带来了产业边界和力量格局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其强调关系联结的网络化逻辑升级迭代了传统大众媒介依循的信息生产的单向逻辑。

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个体的力量被激活，大量个体间的弱关系连接交错叠加组织成网络社会，传播互动及其代表的关系联结成为新的权力来源。面对新的价值逻辑，新闻传播工作要从“新一代内容”和大数据入手来积累关系资源，从而在新形势下重构传媒影响力。这里所谓的“新一代内容”不仅仅是指传统的文字、图片或视频等传播形式，而是以全新的视角和形式，结合多元化的媒介渠道，为受众提供丰富、立体的信息体验。这种新型的内容形式要求我们运用创新的思维和技术手段，深入挖掘和呈现新闻事件的全貌，以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而未来的新闻传播业更可能 被数据驱动，数据正在成为“新一代内容”的新能源。因为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挖掘，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受众的行为和喜好，精准把握他们的需求，从而制定出更加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而且更为的数字分析工作，也可以帮助我们实时监测和分析传播效果，及时调整和优化传媒方案，提升传播的效率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