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专家韦路教授等人的论文《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创新》，发表于《现代出版》2024年第3期。

现刊出全文，以飨读者。

推荐语

媒介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人类的交往环境，近年兴起的人工智能技术更是蕴藏着改变政治传播生态的巨大潜能，在为政治传播活动带来数字化便利的同时也引发新的社会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实践？作为政治传播实践四大主体的政府、媒体、平台和公众会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何种影响？新技术逻辑下的政治传播研究有了哪些新进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应该聚焦哪些新的方向？本文针对上述四个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从实证主义范式关注个体视角的人机互动和社会视角的数字不平等，从人文主义范式对人和技术的主体性进行文化研究，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制度变迁和人类文明发展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此推进政治传播的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

韦路，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主任，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专家。

陈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蕴藏着改变政治传播生态的巨大潜能。基于政治传播的四个主体(政府、媒体、平台、公众)和三种形态(宣传、沟通、营销)，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实践和研究有了一些新进展。要推进政治传播的理论创新，未来需要从实证主义范式关注个体视角的人机互动和社会视角的数字不平等，从人文主义范式对人和技术的主体性进行文化研究，以及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制度变迁和人类文明发展进行政治经济学反思。

关键词：

人工智能；政治传播；人机互动；数学不平等；智慧文明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新实践

1. 政党/政府/国家的政治传播实践

2. 媒体的政治传播实践

3. 平台的政治传播实践

4. 公众的政治传播实践

二、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新进展

1. 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研究

2. 人工智能与媒介效果研究

3. 人工智能与平台权力研究

4. 人工智能与主体性研究

三、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1. 从人人传播到人机传播

2. 智能时代的数字不平等

3. 媒介是人的延伸，抑或人是媒介的延伸

4. 人类历史是否“终结”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这个全新时代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是一种通过分析环境并采取行动来实现特定目标的智能行为系统。它通过模仿人类思维和行为来自主决策和解决问题。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高度抽象表现，人工智能可以执行认知功能，模仿人类理性和行为，并拥有自动的思维结构。人工智能系统通常包括推理、学习、感知、预测、规划或控制等方面的能力。构成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程序和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机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模糊逻辑、基于案例的推理、自然语言处理、认知绘图、多智能体系统、机器推理和网络物理系统等。

当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概念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概念与算法、大数据等热门概念一同进入公众视野，一系列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工具、新应用也应运而生。2023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Chat GPT的爆火，人工智能成为业界与学界的“宠儿”。

人工智能技术蕴藏着改变政治传播生态的巨大潜能。人工智能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以及政治制度的运行方式，从而影响了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传播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政治与传播是政治传播的两个核心变量，而技术与这两个变量都存在紧密联系。

技术在政治传播领域扮演的重要角色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因为技术既是改变政治传播实践的因素，又是政治力量塑造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实践？政府、媒体、平台和公众的政治传播实践在人工智能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新实践和新变化推动政治传播研究有了哪些新进展？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应该聚焦哪些新的方向？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新实践

政治传播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等。不少学者认为，政治传播强调“主体性”的人类活动，因此可以从主体的角度将政治传播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以政党/政府/国家为主体的政治传播，包括政府治理、政府传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国际政治传播等。第二类是以公众为主体的政治传播，包括公众的政治信息获取、政治议题认知、政治知识学习、政治情感变化、政治意见形成和政治参与行为等。第三类是以媒体为主体的政治传播，包括媒体政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以及对社会各领域产生的影响。此外，过往研究忽略了平台在当下政治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平台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技术工具和应用服务的提供商，对社会系统和个人生活的深度嵌入使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组织和中介角色。政府、媒体和公众在进行政治传播活动时，对平台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要考察第四类政治传播，即以平台为主体的政治传播，要关注平台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也有学者将“形态”作为政治传播的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政治传播的不同形态既是对政治传播内部要素融合机理的概括，也是对这种内部机理所展现的外部形貌的抽象。目前，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包括政治宣传、政治沟通和政治营销三种。政治宣传是推广政治理想的政治传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传播政治内容。政治沟通是推进政治运行的政治传播，立足于现实政治中的民主运行理念和多元政治诉求。政治营销是扩散政治影响的政治传播，依赖于现有政治价值的交换，以及对未来政治和社会治理的承诺。在数字化时代，政治传播虽然仍包括这三种形态，但其中的运行机制、发展过程和传播效果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也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

基于上述政治传播的四个主体和三种形态，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

遵循这一类型学的思路，我们将从宣传、沟通和营销这三个维度，展开介绍四种主体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实践情况。

1. 政党/政府/国家的政治传播实践

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党/政府/国家的政治宣传层面，成为舆论战和形象建构的工具。在舆论战层面，在国外政党选举的过程中，不同政党利用僵尸网络(botnet)、深度伪造(deepfakes)等手段，对网民产生政治影响，甚至改变选举结果。例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客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水军”来生产攻击对手、美化自我的信息，使自己在社交网络上更受欢迎，从而操纵公众舆论。深度伪造技术也被用于制作敌对政党的虚假视频，从而损害其候选人的声誉。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在深刻影响着国家间的舆论战。例如，在2023年巴以冲突期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以色列—哈马斯之间的虚假信息战中兴风作浪，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虚假信息浪潮”。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了一些虚假图像，使本就混乱的网络信息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形象建构层面，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帮助政府对内进行正面形象宣传，巩固国家认同。例如，“学习强国”通过打造信息智库、建立智能互联等手段，丰富了政治传播内容，拓宽了政治传播渠道，强化了政治传播效果。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丰富了国际传播和数字外交的“工具箱”。例如，AIGC技术支持下的虚拟主播给海外受众带来了正面的情感体验，有助于提升其对中国国际传播内容的悦纳度。

政府/国家层面的政治沟通可以分为制定政策、提供服务、内部沟通三个层面。首先，人工智能通常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支持作用，而不是完全自动化或“接管”政治决策。例如，塞浦路斯政府开发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通过收集和分析有关健康和社会护理的不同数据，系统地评估社会保障服务的有效性。其次，人工智能协助政府向用户提供相关公共服务信息。比如新冠疫情期间，公共行政部门通过聊天机器人回答有关新冠肺炎的各种问题。又如比利时使用JobNet AI系统，协助就业服务部门的公务员对公民进行相关技能培训。最后，人工智能技术被公共行政部门用于内部管理，以精简和改善其行政程序和组织结构，比如瑞典市政厅使用机器人Tengai减少招聘过程中的偏见。

人工智能时代政治营销的一大特色是政党/政府的政治品牌传播。人工智能技术为政党的政治品牌推广和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生成了大量的传播内容和数据，实现了精准化营销，推动政治活动的线上联结与线下动员。早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特朗普便借助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技术支持，收集选民信息，挖掘民意喜好，打造政治品牌，最终成功当选。近年来，中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AI党建云”“学习强国”等平台，赋能基层政治品牌建设。

2. 媒体的政治传播实践

媒体机构积极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政治宣传。在信息生产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优化内容创制、视频剪辑、文稿修改、内容校对等环节，革新传统工作模式、工作形态和工作流程，提高媒体生产运营效率，提供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的媒体新闻内容。例如，中国日报社在应用ChatGPT进行国际传播内容的写作时，发现这一工具还可以为编辑提供创意方案。《卫报》的“报道伴侣”(Reporter Mate)工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助力记者实现“增强式新闻”(augmented journalism)。利用这一工具，该报记者基于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撰写了关于政治捐款的报道。在信息传播方面，人工智能推动了新闻产品的个性化和新闻推送的自动化。当前，人工智能语音技术和个性化新闻推荐算法的结合渐成趋势，相关产品通过用户数据分析和处理，主动发现用户当前或潜在的需求，并主动推送信息给用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BBC等国内外重要媒体都已将人工智能工具运用于新闻的个性化推送中。

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够帮助媒体机构及时、有效地和受众进行政治沟通。类ChatGPT模型可以用于客服平台，以政策、政治新闻报道等作为语料库，与公众进行智能对话，提供政治相关的信息和建议。在政治沟通过程中，媒体机构还通过智能主播强化与用户的情感联系。2022年两会期间，《工人日报》应用百度数字人主播度晓晓，推出《两会晓晓说》新媒体栏目，对多个社会热点话题进行了报道。智能主播的拟人化特征可以促进用户感知社交存在和人类温暖，增进其与公众的情感交互。

同时，媒体还借助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受众分析，预测受众行为，结合政治传播内容，进行智能化的政治营销活动。例如，《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感觉项目”（Project Feels）能够解读和预测《纽约时报》文章对受众的情感影响，然后为受众提供相应的个性化广告。

3. 平台的政治传播实践

平台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为政治宣传、沟通和营销的基础设施。作为宣传载体，网络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整合政治信息，将不同组织和个人生产的内容集于一身，并根据用户的背景、兴趣和需求推送相关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技术平台得以生成多模态的政治信息。比如，Open AI在2023年11月发布了GPT-4 Turbo，相关用户在搭载类Chat GPT模型的平台上，可同时应用图像创建模型DALL·E3、文本转语音模型Text To Speech和开源语音识别模型Whisper V3进行政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

作为各方政治沟通的载体，网络平台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识别、统计平台社区的相关言论，维护社区环境和赋能网络治理。例如，在中国网络治理“清朗行动”中，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识别用户的违规或违法言论，并及时采取禁言、封号等处罚措施净化网络信息环境。

同时，平台也通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投放工具，有意识地改变算法机制，进行政治信息的营销。平台能够综合目标受众的信息，准确分析受众特征，并根据受众兴趣生成有说服力的信息，提升政治广告的劝服效果。目前，Meta和谷歌等平台已经开始为广告商提供人工智能驱动的工具，旨在实现更轻松、更高效的个性化政治营销。2023年8月,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也宣布解除社交媒体X的政治广告禁令，允许其在美国投放所有政治广告。

4. 公众的政治传播实践

在数字时代，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主动的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赋能政府和媒体，也使个人的力量得以增强。在参与政治宣传时，公众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快速收集信息，生产相关内容，成为“政治传播专家”。公众可以利用智能投放系统，推广自己的政治观点。例如，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均对个人用户开放了投放功能，用户付费后，就可以将自己生产的媒介内容推送给投放系统选定的其他用户，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人工智能技术也为个人的信息获取带来了便利。例如，今日头条使用人工智能个性化引擎，为用户推送每日新闻和文章。用户也可以通过修改设置，屏蔽自己不感兴趣的政治新闻。

公众也越来越多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政治沟通、表达政治诉求、寻求政治参与。公众除了围绕政治议题进行讨论，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文本、图像、视频或程序，进行多模态的政治表达，甚至还有少数人通过人工智能发布虚假信息，干预政治进程。2023年年初，美国有用户利用DALL-E 3等工具，生成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纽约市警察围殴、逮捕的图片，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助推了个人政治品牌的营销活动。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芬兰有不少反移民人士利用You Tube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打造个人政治品牌，成为“微名人”(microcelebrity)。他们在You Tube上通过生成可持续的算法可见性来占据政治空间。

二、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研究新进展

人工智能技术给政党/政府/国家、媒体、平台和公众的政治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新变化，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的新探索。通过对当前人工智能和政治传播研究文献的梳理，本文从上述四类主体出发，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 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给国家的政治传播带来了新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一派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重塑政府职能的工具，将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到公共服务中能为公众提供巨大的公共价值。与政府使用的其他数字技术相比，人工智能技术对公众的影响力更大。而且，该技术具有自我学习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提高公共部门的绩效，并影响其决策。另一派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或许会危及民主进程，成为政治操控的工具，导致全球民主的倒退。此外，人工智能也会产生诸多伦理风险。当政府将人工智能用于决策时，黑箱系统缺乏透明度会增加政府的治理风险。如果人工智能工具出现失误，可能会对政府形象和社会舆论产生负面影响。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形象传播也引发了较多学者的关注。人工智能工具能够在信息检索场景、内容生产场景和情感陪伴场景方面帮助国家在国际传播的多元场景中进行内容生产，并与海外受众进行多维交互。在提升国际传播内容生产效率的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从创新叙事模式和减轻“文化折扣”两个方面提升了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同时，在错综复杂的信息地缘政治中，西方国家正在借助技术垄断和霸权进一步强化其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优势和主导地位，智能化地传播中国的负面信息，污名化中国的国际形象。部分发达国家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他国网络主权，且相关侵害网络主权的行为更为多元、隐蔽，治理难度更大。人工智能技术也被频频用于舆论认知战，加剧了全球数字不平等。

现有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决策和效能方面，尚未涉及制度层面。学者们，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学者们，仍然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讨论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变迁关注不够。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正处在积极推进数字社会转型之时，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制度改革创新也值得更多的学术关注。

2. 人工智能与媒介效果研究

现有研究对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提升媒体政治传播的效能进行了探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政治传播全过程的迭代升级。人工智能技术显著提升了政治传播的信息收集能力，能通过自动场景识别进行数据抓取，呈现出数据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在生产层面，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可以全天候、自动化、大规模、高效率地生产政治传播内容。媒体政治传播的把关人机制也在发生变迁，智能算法显著推进了政治传播内容审核的智能化。在分发环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主要包括个性化新闻推荐、智能化新闻播报以及智能化传播效果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政治传播实践，实现了政治信息推送的精准化，也引发了对“信息茧房”风险的忧思。

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体信任是该领域的一大研究热点。信息环境的失序与智能算法的不透明性，给公众的媒体信任带来了严峻挑战。调查数据显示，西方公众对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社会机构的信任度呈下降趋势。真实信息是民主制度运行的基石，虚假信息会对民主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并直接危及公众对媒体的信任。视听证据本是媒体最可靠的证据形式，但以深度伪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扭曲了人们对现实的感知，打破了人类的传统认知。研究发现，观看深度伪造视频的人会质疑真相，他们对新闻的信任度也会随之降低。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具有高度专业性，“黑箱”中的规则通常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这种低透明性也加剧了媒体的政治信任风险。人工智能应用给人们辨别新闻真假以及信息来源带来了困难，使人们难以区分人类生产的信息和机器生产的信息。在面对不同的政治信息时，人们往往不信任媒体使用人工智能对内容的自动审核和把关，由编辑人工推荐的政治新闻则更受欢迎。

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将人工智能技术视为人类传播活动的中介，而忽视了以AIGC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接近一种主体的存在。既往的传播效果研究主要探讨人们经由技术中介生产和传播的内容如何对他人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经典传播效果理论。当机器的类人属性日益增强时，技术媒介的角色将不再局限于传统5W模式中的渠道，新的研究视角值得期待。

3. 人工智能与平台权力研究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生产者和相关服务的供应商，平台是政治性的，受到经济、金融和商业模式的驱动，并深深嵌入政治传播生态之中。平台在数据资源的“双重价值生产”中不断攫取政治、经济利益。在平台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过程中，设计者的偏见会通过算法设计等环节注入模型之中，导致模型不可避免地带有系统性偏见，出现价值观对抗和“观点霸权”等问题。此外，研究还发现，平台公司越来越多地控制着政治新闻的生产和传播。随着人工智能功能的日益强大，新闻机构可能会更加依赖平台，自主权也会因此受限，在政治传播领域丧失公共性。

同时，作为数字时代政治信息的传播中枢，平台的监管责任也引发了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技术修复”的工具，被平台用于审核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算法决策”，平台试图以此增强对内容的监管。但是，人工智能背后的算法“黑箱”可能加剧而不是缓解平台内容政策的许多现有问题，其不透明性会使大规模社会技术系统中悬而未决的公平和正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学者们呼吁设立实质性的伦理框架和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监管平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和使用，加强政府对平台自我规制的程序性引导，防止平台权力的无序扩张。

随着数字平台的基础设施角色日益凸显，平台研究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领域。目前关于平台权力的研究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如何从更为宏阔的制度层面对算法平台的挑战和机遇进行更加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平台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影响业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会使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哪些新的特征，将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何种新的阶段，又会给新兴经济体的制度创新带来哪些新的契机，成为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

4. 人工智能与主体性研究

现有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政治传播中人的主体性问题。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拓宽了公众参与政治的渠道，而且增强了人们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人工智能技术除了推动形成在线投票、社交媒体讨论、用户内容生产等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模式，还能对负载民意诉求的各类数据、信息和资源进行无偏性的萃取、分析和提炼，精准挖掘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民生痛点、焦点和难点，提升公众政治参与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依托海量的数据库，可以显著提升公众政治传播内容的获取和生产能力，拓宽“政治传播专家”的范围。借助智能设备和应用，公众可以更加深入持久地参与政治过程。各种智能应用可以实时提供多维度、多模态和多来源的政治信息，实现全员化、全息化、全程化的政治参与。

公众政治传播的“情感化”问题也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放大了个体“情感”在政治信息环境中的作用，公众对政治信息的接收和表达更加“情绪化”，迈入“后情感”社会。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深度后真相”(deep post-truth)的形成，公众的心态越发非理性。人工智能工具的深度造假功能，颠覆了公众传统的真相观，进一步消解了他们对专家权威的信赖。其次，在政治活动中，情感动员的效果得到加强。人工智能嵌入的媒体平台，能够更精确地将情感要素注入政治信息传播中，强化了“围观”机制、情感调动因素和情感交互功能，从而能更有效地动员公众。最后，人工智能技术助推了民粹主义浪潮。AIGC工具拥有更高超的造假和追踪本领，通过持续的、特定的信息流，改变公众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在这种环境下，网络狂欢和网络暴力现象频出，不断消解公众的政治认同。

上述研究都将人作为政治传播中唯一存在的主体进行研究，忽略了机器日益凸显的主体性。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研究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一方面，研究者需要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元论，不能仅将技术视为人类的工具和传播的中介，而应将其视为一种主体，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人机关系是否存在中心，中心是谁，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三、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最早提出了社会科学的“范式”问题，强调从事某一科学研究的群体往往共同遵从某种世界观和研究方式。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需要指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或多或少采取了科学和人文的视角，因此这两种范式并非完全对立，只是代表了研究者的两种“基本信念和观点”。包括政治传播在内的传播理论研究会受到这两种基本信念和观点的影响。从这两个主流范式出发，要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的理论创新，可以重点思考以下四个方向的新议题。

1. 从人人传播到人机传播

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来看，个体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人工智能时代政治传播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方向。从个体视角出发，智能机器作为一种主体如何影响人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将成为政治传播研究的新课题。过往的政治传播研究始终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尽管技术在这一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中介角色，但其仍然只是人的工具，是辅助人进行交往的一种手段。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机器开始从中介变为主体，逐渐具备接近于人的主体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主体与人进行交往。如果说从前的计算机中介传播是人与人通过计算机进行更加快速、高效、便捷的传播，当前的智能传播则是人直接与机器进行类人式的信息和情感互动，形成更加紧密的人机关系。虽然智能机器背后仍然有开发者的存在，但当人们与具备强大自我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交往时，会越来越感受到机器的类人属性。这种全新的类人式的人机互动将为政治传播研究带来全新的视野。

2. 智能时代的数字不平等

从社会视角出发，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否会造成新的数字不平等，是政治传播研究者应当关注的问题。智能机器会弥合不同阶层之间的知识沟、信念沟、参与沟和资本沟，还是会进一步加剧业已存在的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现有研究发现，不同的技术媒介确实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报纸会扩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知识沟，而电视则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平衡器的效果。对人工智能技术来说，一方面，由于目前AIGC技术还有较高的使用门槛，用户需要具备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智能素养才能有效利用，不同群体之间将出现显著的人工智能鸿沟，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受益更多；另一方面，随着智能设备和应用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交互界面的日益友好，诸如语音、图片、视频、数字虚拟人甚至实体机器人等形态的交互方式快速迭代，智能设备的易用性将会大幅提升，有望成为帮助弱势群体实现阶层跃迁的利器。

3. 媒介是人的延伸，抑或人是媒介的延伸

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来看，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政治传播理论创新的重点领域。在文化研究领域，人工智能时代值得研究的一个深刻问题是：究竟媒介是人的延伸，还是人是媒介的延伸？技术与人的关系一直是文化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对此，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成为关于该问题的代表性观点。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媒介都延伸了人的某种感官。文字和印刷延伸了视觉，广播延伸了听觉，电视延伸了视觉和听觉，电脑则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一观点体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即人是万物的尺度，媒介只是增强人类感觉、思维和行为器官的技术工具而已。基特勒的后人文主义媒介技术论或媒介本体论则指出，人和机器的界限不再清晰，技术才是主体，人可能沦为媒介技术的客体。基特勒的观点对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极具启发意义。一方面，人越来越按照技术设定的框架思考和行动，比自己还了解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有能力将人“圈养”在“信息茧房”之中，“囚禁”在“数字牢笼”之内，最终实现对人的“规训”。另一方面，人经由智能设备和平台产生的所有数据、分享的所有信息、从事的所有活动，都成为智能系统不断进化的“养料”，人变成不断强化技术的工具。又或许，如黄旦所言，“技术和人的‘接合’，不是谁进入谁，也不是谁决定谁，而是互相不能脱嵌的关系”。无论如何，人工智能时代人和技术的主体性问题将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4. 人类历史是否“终结”

政治经济学领域亟待探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推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何特征？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进化史。蒸汽机的发明为封建制度敲响了丧钟，开创了崭新的资本主义时代。电力技术使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计算机技术则推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那么，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催生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智能资本主义？以全景监视、算法意识形态霸权和全时全域剥削为特征的“算法利维坦”对人类社会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另一方面，智能时代人类社会应该走向何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作何贡献？面对智能资本主义扩张所导致的算法霸权、数字殖民、种族仇恨、数字异化、贫富分化、环境恶化、文明冲突等问题，中国致力于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智能资本主义文明不同，中国要建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五位一体”的智慧文明。物质文明要通过智慧产业化和产业智慧化实现共同富裕。政治文明要实现智能时代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文明要从自治、法治、德治到整体智治。生态文明要通过智能化实现绿色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神文明要利用智能技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如何通过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向世人宣告历史没有“终结”，是包括政治传播研究者在内的多学科学者应深入系统研究的重大问题。

注释略，文献来源：《现代出版》2024年第3期